周恩来为啥要在三个不同地点会见他家乡的“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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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总理周恩来在建国初的1958年和1960年，他曾先后三次会见老家淮安县的领导，和他们谈淮安的家里事。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周恩来这三次与家乡“父母官”的会见，虽都在北京，却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这里有什么不同背景或是有什么隐情吗?

这三次会见的地点分别是：
1958年7月23日和2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后客厅会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

1958年12月3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前客厅会见中共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

1960年3月2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秉衡。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话还得从头说起。

1949年建国前夕，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都住在香山。而当时从“国统区”以及从海外各地归来参加新中国政府组建的有关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爱国人士等都已分别住进在北平城内北京饭店、惠中饭店、六国饭店等地。因此，忙于指挥解放战争又忙于组建新政府的周恩来不得不天天从香山驱车赶到北平城内与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商谈。这项工作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工作量很大，有时谈得太晚了，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不忍周恩来太辛苦，就悄悄留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过夜。当时中南海内还有居民居住，北平城内情况相当复杂，不仅散兵游勇随处可见，而且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下的特务也多达万余人，对广大居民，特别是对中共领导人构成严重威胁。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和对敌特残余的肃清，北平市内治安状况日渐好转。周恩来便同时在中南海和香山有了两处住所。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就是位于中南海“心脏”部位的丰泽园。而且，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的其他三位如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等也陆续搬进北京城。这样，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迁进中南海。于是叶剑英便以北平的“东道主”身份请毛泽东下(香)山进(中南)海。谁知毛泽东并不领情，还风趣地对周恩来说：“这个叶剑英是怎么搞的?非要我毛泽东进中南海，去住过去皇帝住的地方，想让我们做第二个李自成?我不干。”

叶剑英“请”不动毛泽东，只好向周恩来“求援”。于是周恩来趁一次五大书记开会之机，就势劝毛泽东说：“主席呀，北平城内的治安状况已经大大改善了，五位书记中的四位在城内都有住所了，我看您也下山吧，这样开会、商量事情也方便，警卫上也就不必两边都要投放力量了。”毛泽东终于被周恩来说服了。

毛泽东一下山，周恩来立即把自己住的丰泽园的东院腾给毛泽东住，自己去住西院的松寿斋。不久，江青也下了山，她的“人马”还比较多，周恩来干脆搬出丰泽园，另觅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作为自己办公和生活的寓所。

西花厅是清末宣统皇帝登基后，清政府专门为其父、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修建的摄政王府的一部分。因为摄政王府的一组建筑十分庞大，分东一路、中路、西一路、西二路，最西边的叫西花园。园内一处主要建筑叫西花厅。所以周恩来住进后，人们习惯地统称整个原王府的西花园为西花厅。周恩来住进前已有北平的两位副市长住在西花园了。经周恩来和叶剑英说服，两位副市长很快搬了家。据周恩来亲属和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说，周恩来是因为看中了西花厅那满院子的海棠树和西花厅前院有一座不染亭而决定做自己寓所的。同时，以西花厅和丰泽园等处建筑相比，西花厅这里条件也是比较差的。周恩来喜欢海棠花，又期望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永远做到一尘不染，所以就选择了西花厅这块地方办公兼住所。

整个西花厅大体分为前中后三道院落。前院面积最大，由传达室、收发室、车库和水榭、长廊等组成；中院为西花厅的主体部分，由前后客厅，总理办公室和卧室等组成。前客厅是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身份举行较为重大国事活动和会见国际政要、友人的地方，后客厅内还兼有阅览室、餐厅和放映家庭小电影等场所，也是他会见亲属和一般客人的地方。后院面积最小，有小厨房、锅炉房和小保管室等。

1958年7月23日，王汝祥赴京，代表周恩来家乡县委和百万故乡父老汇报淮安各方面情况。按周恩来的说法，王汝祥是建国后第一个进京向他汇报工作的家乡“父母官”，和他是谈的家里事，又系夏天，所以，周恩来安排在晚间他的后客厅进行。两人都是在藤椅上相对而坐，旁边只有一位机要秘书孙岳作记录。因为一个晚上没有谈完，四天后的27日又再次谈了一个晚上。

1958年12月，中共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赴京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12月31日那天，周恩来分别找了江苏、浙江等11位代表到西花厅，是一次重要的接见，后客厅根本坐不下。同时，也是周恩来借接见的机会了解基层情况。因此，接见地点放在了西花厅的前客厅，也就是西花厅里最主要的一处建筑内。不过因为颜太发来自他的家乡，周恩来给予了较多的老乡待遇。

1960年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秉衡进京时，周恩来还在广东新会蹲点未回北京。刘秉衡到京后，就先行在京访朋问友，并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位王姓女士陪同参观。直到3月23日晚上才接他们去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临时寓所会见。

周恩来当时为啥要在钓鱼台会客而不在西花厅呢?这里就有周恩来的一个廉政故事。

原来，载沣的西花园还未修好，清王朝就垮台了。北洋政府的国务院、国民党的北平特别市政府等先后设在这里。那时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不断。西花园久用不修，到新中国建国时已是一片破败。周恩来住进前，只进行了简单地补漏等维修。他一住多年，总不让修理，以至到1958年夏天下大雨时连他的办公室也漏雨，墙壁上满是泛起的回碱花，地面铺的方砖不仅有的破碎，更是不挡阴冷和潮湿。周恩来又习惯夜间工作，秋冬春三季的后半夜，寒湿气浸人。邓颖超和西花厅工作人员常为他的健康担忧。有时邓颖超不得不吩咐值班卫士在后半夜专门拿条桌毯放到周恩来的膝盖上以抵御寒冷和潮气。当时曾有人建议趁建国10周年的机会新建一幢国务院办公楼，而且北京市委当时就已经建了。周恩来一听就浓眉紧锁地说：“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诞生，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这里能住就行了。”并且十分坚决地说，“只要我当一天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就不可能盖办公大楼!”

周恩来不让修西花厅，谁也没办法。这事就这么一直拖着。

1958年，周恩来因为“反冒进”的问题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有关国家建设的大事又不让他管，周恩来相对“闲”了许多。因此，他抓紧机会到广东新会蹲点，搞些调查以掌握基层情况。这是他少有的离京时间比较长的一次。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高富有与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等就商量在这段时间内整修一下西花厅：屋顶进行了补漏，墙壁进行了粉刷，总理办公室和卧室的地面撬掉方砖，浇上水泥并铺上木地板，还撤掉了一些用得不能再用的旧地毯、旧窗帘和旧沙发，最后是想把西花厅的院门修建成一座砖砌拱形门，以方便安全警卫和使之与中南海内的其他建筑相协调。

就在维修人员做完其他各项工作而最后修建院门时，周恩来回到了北京。他一见把他的住地修建得如此“豪华”十分生气，立即让人找来他的行政秘书、西花厅党支部书记何谦，严厉批评他们不该把西花厅修得这么好，并当场表示，如果你们不给我重新恢复原貌，我就不再回西花厅住了。而且，他说到做到，当即命令司机掉转车头开进钓鱼台国宾馆，找了一处只有两层的小楼住了下来。这样，有关方面只好遵照他的意见：正在建的西花厅院门停工，至今仍竖着那两个孤立的墙垛垛，上边的拱门没有架；撤去新配的沙发、地毯和窗帘，仍然换上他原来使用多年的旧的，也就是现在放在淮安仿西花厅前客厅内展出的沙发、地毯和窗帘等等。最后，他才一边检讨一边重返西花厅。而刘秉衡进京后，正是他发火住钓鱼台未回西花厅的时候，所以周恩来就在钓鱼台自己的临时寓所会见了刘秉衡。为此，邓颖超还曾打趣说：“作为总理的妻子，我是唯一一次享受住国宾馆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