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陪跑”15年，村上春树和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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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Y在线

村上春树，从文学界到传播界到网红界。

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悄然落幕，比奖项本身更引人注目的依然是村上春树。

结果揭晓当晚，“村上春树又陪跑”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第1位，搜索量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近两倍。热度差异并不让人意外，尤其今年诺奖得主十分冷门：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古·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l）。




颁奖词：“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诺贝尔奖官方推特曾发起投票，有93％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表示从未看过他的作品。古尔纳乃至其国别，对中文世界的读者们来说更是充满陌生色彩，他目前写有十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但国内从未专门出版过他的著作，仅有个别短篇零星出现在杂志和合集中。

自从2012年莫言成为首位获奖的中国作家，网友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提升，但大部分年份的情况都与今年相似：对得奖者不太熟悉，部分作家如2018年得主奥尔加 · 托卡尔丘克、2015年得主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在获奖前没有作品在国内得到译介；而村上春树的大众认知度极高，便一次又一次成为能参与诺奖话题的唯一讨论点。

今年已经是“村上春树陪跑诺奖”的第15年，而“村上陪跑”作为一项无关文学的网络热梗，已存续远超正常互联网记忆的漫长时间，或许到了该遗忘它的时候了。

虚假的“陪跑者”
2006年，村上春树凭代表作《海边的卡夫卡》获得在捷克颁发的“弗朗茨·卡夫卡奖”，该奖项当时被普遍视作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2004、2005年获奖者均与几个月后的诺奖得主重合。大批读者由此希望村上春树能“一鼓作气”，国内媒体对此事亦有关注，《东方早报》当年一篇报道直言：“这难道预示着，村上春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只是时间问题？”

结果那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等），村上春树也就此开启了自己的“陪跑”之旅。

六年后，莫言得奖，顺势而起的广泛宣传，让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拥有了全民级热度，“村上得奖”则开始从一个少数读者和业内人士偶尔提及的圈层话题，演变成一年一度的网络狂欢。人们乐于调侃，涉及诺奖的报道标题也常在“某某获奖”的后半句，加上“村上再度陪跑”作为流量来源，他的名字几乎和奖项绑定，“陪跑者”成了作家之外的又一显著标签。

一位出版业从业者向毒眸回忆，2013年念大学时有次日本文学鉴赏课，上年龄的教授进门第一句话便是：“哪位同学拿手机查下，今年村上春树得奖了吗？”网易蜗牛读书曾发布线上活动，表示村上春树如果获奖可退纸书全款。



蜗牛读书曾以获奖为噱头“为村上春树打call”

日本同样存在一批支持村上春树得奖的读者，连续数年提前准备庆功道具，聚集在东京涩谷区的书店、咖啡馆等处等待实时结果颁布。



村上春树的粉丝们迎接的总是失望

然而与期待毫不吻合的是，“陪跑”本质上就是个伪命题，村上春树得奖也许并非时间问题。

诺贝尔奖的提名信息，从2002年起才开始对外公布，且有50年保密期。这15年来村上春树是否真的获得过评审委员会提名完全未知，也从未得到过官方确认。

每年流传的候选人名单，实际是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榜，其中代表有英国的Nicer Odds、Ladbrokes和瑞典的Unibet等。Ladbrokes曾猜中2004-2006年得主，Unibet精准预测过2015年的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结果揭晓前高居榜首，2016年让无数人大呼意外的鲍勃·迪伦也曾上榜。

在这些博彩榜单上，残雪、阎连科、余华也经常入围，而真正获得过“诺奖提名”的中国作家只有胡适和林语堂。据果壳统计，文学奖有史以来落选次数最多的是西班牙作家梅嫩德斯·皮达尔（Ramón Menéndez Pidal），被提名次数达到151次。

今年奖项公布前，《红星新闻》曾致电英国博彩公司Ladbrokes相关人员，询问“开奖”前他们是否会听到风声，对方坚称“无可奉告”。而2017年时诺奖就出过丑闻，瑞典文学院一位评委的丈夫被曝7次向博彩公司泄漏候选人名单，导致当年奖项延颁一年。

此类非透明来源，更可能是没有文学预测团队的博彩公司不时能掌握大致评定范围的缘由，丑闻事件发生后赔率榜明显不再像过去那样“靠谱”。另一方面，诺奖竞猜也并非博彩公司主业，用户的投注额度比起体育赛事九牛一毛，今年Ladbrokes和UniBet都没有照例发布榜单。



Nicer Odds 2021村上春树排名第3，通俗文学作家斯蒂芬·金和J.K罗琳排入前45，实际得奖者古尔纳无缘榜单

换言之，不管村上春树是“领跑”还是“陪跑”，大众是调侃还是期待，都只是建立在边缘渠道上的虚假泡沫。村上春树对此心知肚明：“其实挺困扰的，又不是官方提名，只是被民间赌博机构拿来定赔率罢了。这又不是赛马！”

真实的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始终对奖项缺乏兴趣。

将近四十年前，时年34岁，刚完成“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还是文坛新人的村上春树，就已在短篇《尖角酥盛衰记》里对拿奖大加嘲讽，故事中的“我”发现某公司在征集点心，参评后发现评委们是一群瞎眼的乌鸦，会为了点心好坏打得血流成河。

小说便如此结尾：“我只想做自己爱吃的东西，瞎眼乌鸦评委什么的，让他们互殴死掉好了。”

若干年后，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正面谈及了自己对奖项的观点：“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而“自上而下的目光”也会令人不安，对一名“真正的作家”而言，更重要的东西有两项：其一是自己创造出有意义东西的感触，其二是能正当评价这份意义的读者。




只不过人们惯常会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奖项的作用，就只是让文学这种“无形之物”能够留下具体形态而已。因此每当接受相关采访，村上春树的答案总是：“不管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善意书评，都不如愿意自掏腰包买我书的读者有实质意义。”

几十年来村上春树一直在创作层面践行着自己的理念，谈及写作诀窍，他总结出的规范只有“有动感的对话”和“比喻”，而相较“在日本纯文学界重要性排第一的‘主题’”，以及稍后的心理描写、角色塑造等，村上春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体”。

这些理念都更偏向于文学的形式而非内容，区分于侧重宏大视角或着意展现深刻意涵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文学性”的本质。村上春树这么写的目的则是为了“不让读者轻易跳读”，并将写小说形容为一种信用交易：“是这个人写的，那就花钱买来看看好了。”

他的写作习惯更为人熟知：每天固定写几个小时，如果字数够了就算还有灵感也要停笔，如此日复一日，像台稳定的机器。这和通常印象里时而一泻千里时而苦闷得憋不出半个字的严肃文学作家形象大相径庭。




“太流行”或“太商业”只是结果，当然不是他无法获得诺奖青睐的理由。但村上春树的创作的确不太符合诺贝文学奖的审美口味。

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里能够发现，评选标准相对更倾向具有宏观视角的作品，记录一个时代、反映民族的历史进程或苦难、能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作家拿奖较多，而村上春树的表达大部分时候都从个体感受出发，日本文学界将其视作“都市文明中的孤独者”，比起战争纷乱、民族矛盾之类的主题，显得“格局小”。

展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或语言新意也是一项利器，村上春树在这一点上更加没有优势。他推崇雷蒙德·卡佛、钱德勒、塞林格等美国作家，相比黏软感性的日语，其文风习惯更偏英语，这让他在日本文坛里成为反传统的异类，放到欧洲评选体系中就变得毫无魅力，既没有继承东方的传统美感，也不具备文体创新。

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高桥敏夫曾在2016年的采访中断言“村上春树拿不到诺奖”，核心原因便在于“村上春树的作品是美国式的文学”。那年得主鲍勃·迪伦的颁奖词即“给美国歌曲传统带来全新诗意表达”，哪怕在得奖前，迪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比村上更“俗”。


鲍勃·迪伦


而村上春树在本土的人气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时积攒起来的，那种“前卫都市里的孤独感”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易受欢迎，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溃，村上春树的人气便有所下降，高桥敏夫所教授的400多个文学系学生只有4人读过村上春树，在中国会广受欢迎同样得益于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后的腾飞。

当从文学领域进入传播领域，村上春树作品的文学价值就已经被大幅稀释，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在国内是“小资生活与猫”、“跑步初学者鸡汤”和“爵士乐推荐歌单”，到底读过几本他的书都不太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村上春树最负盛名的《挪威的森林》在其作品列表中并无普遍性，这是他极少数纯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村上春树的大部分小说都穿梭在日常生活与虚幻世界之间，超现实意味浓厚。

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一个更大众化的符号，只要听说过作家的名字就能参与“玩梗”。不可否认的是，经由多年传播和渲染，作家本人的意志和感受、评论界的第三方意见都已无法影响舆论结果，假使某日成真，热爱者也可以从《奇鸟行状录》里发掘他对日本政治的讽喻，从《地铁》看出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从《刺杀骑士团长》分析他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并附上“实至名归”的断言。

但那毫无意义。在娱乐语境里被消费15年已经够久了，正如村上春树在自传里的无奈言说，“文学奖能让特定作品风光一时，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奖项不会削弱任何作品的价值。不论永远“陪跑”还是明年就拿，都一笑置之就好，与其明年继续关注这位70多岁的作家与诺奖的缘分，不如现在多看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