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三星堆3号坑发掘的考古学家说，有两个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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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笔墨春秋



9月16日，四川广汉，鸭子河畔，三星堆旁，一本名为《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的新书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徐坚，通过对谈，带领读者重返文明现场。



徐坚：三星堆发生的变化，是中国考古学的变化
徐坚是一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博物馆学家。这次，徐坚的团队参与了三星堆3号坑的发掘，所以他称得上是一位从三星堆最新考古现场走出来的考古学家。

徐坚说，三星堆自1986年1、2号坑发现后，就有了一句到现在还在用的话：“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2021年这句话被改成了“再醒惊天下”，但他们仔细审视了三星堆，发现它不是“再醒”，至少现在已是“三醒”了，未来也许还会“醒”更多次，所以应该叫“数醒惊天下”。

“很有趣的事情是，三星堆的发现起点还存在争议。”徐坚谈到，很多报道中认为是1929年，但是也有学者考证过，他们更相信后来考证的结果，是1927年。“无论是1929年，还是1927年，从三星堆初次揭开神秘面纱到今天，已经将近一个世纪，而这一个世纪恰好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世纪，因此，三星堆伴随着中国考古学走过了第一个世纪。”

徐坚表示，如果从考古学科的角度看，三星堆是一个典型的地点、典型的遗址。因为这一个世纪里，三星堆所发生的变化，就是中国考古学发生的变化。学者、公众对三星堆的关注和兴趣点的转移和变化，就是中国考古学如何从无到有，从少数人知道到多数人知道，再到人人都知道的这个历程的缩影。“同时，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三星堆的认识揭示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和中国文明。”

徐坚认为，从发现宝物到构建文化谱系，到今天开始思索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三星堆每一次的重要发现，都在推进对中国的认识，重要的发现既包含精美的铜器、玉器、金器、陶器，也包括所有器物存在在一个空间里的“遗迹现象”，这一系列组合在一起，可以推进中国多元一体，对早期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有一个新的认识。“一百年间，三星堆是如何促进我们对数千年、上万年中国文明的认识，这是我眼中的三星堆。”

徐坚谈到，1927年，是三星堆最早让人知道，它再一次引起普通读者兴趣的发现是1986年，今年更是引起了全世界持续的轰动，这三次发现是三次强有力的脉冲。但这不是三星堆的全部，在三次伟大的脉冲下，还有一条稳定且强有力的、由学者推动的、循序渐进的学术之路。因此，徐坚说：“我们视野下的三星堆是两个三星堆，一个是由伟大发现构成的爆炸式三星堆，另外一个是由考古学家循序渐进，年复一年，切实推进的三星堆。从认识一个小地点开始，认识整个成都平原，认识中国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工作。所以说，有两个三星堆。”



许宏：三星堆根本不是天外来客
“三星堆一个最大的特点，跟二里头一样，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所以不能用实证性的文字材料，来复现它的历史，这就增加了我们认知的复杂性。”

许宏说，《追寻三星堆》这本书不光是考察了三星堆遗址，还有宝墩遗址、金沙遗址，以及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盘龙城、炭河里等遗址，它们告诉我们，三星堆根本不是天外来客。

“三星堆要放在整个东亚大陆来看，二里头到二里岗时期，中原青铜独霸天下，到殷墟时期，由于技术外传，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政治格局，多元青铜出来了，三星堆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看，这一点《追寻三星堆》书中也做了地图表和年代系列表，可读性比纯学者做的书要强。”

许宏还表示，自己正在写的《考古纪事本末二》是关于三星堆的。虽然市面上已经出了近一百本关于三星堆的书，但作为考古学者，他还是要坚持写，因为他有不同的视角。

“我要从学术史的角度专谈三星堆的问题，这些奇奇怪怪的青铜器让徐坚和其他的学者去解读吧。我要从大的背景关系上来解读，尤其是发现研究史上有许多问题，尽管看起来没有青铜器有意思，但从学理上、逻辑上，如果你是文化人，你会更愿意追究它的发现史、源流史上，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



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专家：考古学还没有真正走入大众生活
活动现场，当被读者问及考古与盗墓的区别时，两位学者直言，最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

徐坚说，虽然完全不想回答，但有人问就是现实。“尽管考古学热成这样，考古学仍然没有真正走到社会大众的生活之中。或者说，考古学怎么样能以学科从业者所希望的方式，跟我们的社会文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大众考古要想的一个问题。《追寻三星堆》这本书的出版，向大家解释了这么一小撮考古的人在做什么，到底考古学需要什么？考古学需要怎么样跟公众结合？”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土耳其有一个全世界知名的遗址，他仅仅看这个遗址就知道，这一定会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果然，发掘出了牛头雕塑，出现了女神像。所以，第一个层面，考古会出现最闪亮的发现；第二，考古会出现让所有考古学家都感兴趣的东西，当时这里的发现涉及到农业的诞生，让大家知道在整个欧亚大陆农业是怎么产生的；第三，如果农业诞生于此，这将迅速跟这个地方的居民乃至政府的自豪感、自信心捆绑在一起。因此，遗址的发现将会密切地跟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遗址的发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甚至有可能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徐坚说，这就是三星堆每次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要跟大家解释发现了什么的原因。如何让大家正确理解三星堆？如何拉近职业考古学和社会公众、文化之间的距离？《追寻三星堆》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